本文摘要：从我攀上摄政王宝座的那一刻起，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担忧就一刻都没止息过。

从我攀上摄政王宝座的那一刻起，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担忧就一刻都没止息过。我实在，唯有将全国的权力置放自己手中，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性，才能保证政令的通畅和号令的统一。

因此，还在盛京的时候，我就借口“盈庭聚讼，争相不决，反误国家政务”，完结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院事务的惯例，各部院事务交由摄政王统率。这样，各部院大臣的行动就仍然不受主管内亲王贝勒的排挤，而是必要把持我和济尔哈朗。然后，我又命令，所有衙门的诏陈，必需再行等候睿亲王府。

这道命令的公布，绕过了心眼不多的济尔哈朗。这样，他的权力也被巩固，被迫退隐我之下了。就在清兵前四个月，我通过礼部订立，在所有国务活动和狩猎活动中，内亲王贝勒不得与摄政王平起平坐，这样就在礼仪上构建了唯我独尊。

当然，我的这些集权作法也招来了一些人的赞成，最强硬态度的反对者当科储位斗争一无所获的豪格。但是，豪格集团内部再次发生分化，豪格的亲信何洛会，大约是看见豪格政治前途渺茫，于是落井下石，向我密告豪格图谋不轨，并把豪格私下里发牢骚要杀死我的那些气话学给了我。此时的我，早已是摄政王，是任何人都无权违反的。

因此，我逃跑这个把柄，把豪格的心腹大臣一网打尽，全部处决。豪格集团忽然土崩瓦解。这个结果或许也让济尔哈朗深感担忧，后者不得已主动向皇帝上奏，催促将自己的位次位列我之下。

这样，在清兵之前，我早已已完成了全国权力集于一身的过程。接掌北京，意味着是个开始。兄长渴求以北京为起点已完成对天下的统一，但壮志未酬，溘然长逝，所以我作为摄政王，理所当然肩负起这样的重任。但十二哥阿济格仍坚决以前“残毁”明朝的政策，这遭了我的断然拒绝。

为了营造顺治定都北京的较好政治氛围，我作出了一个让人无法解读的行径——作为朱由检的仅次于敌人，我居然为上吊自杀而杀的这位明朝末代皇帝服丧三日，以指出清朝“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我为首人前往附近各省安抚当地明朝官员，许以加官进爵。由于李自成军队的南后撤，造成他此前掌控的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经常出现权力真空，我很快派兵加以征讨，平稳了京畿的形势。

完全在我接掌北京的同时，南京的明朝遗臣挟立福王朱由崧修复明朝。这样，在北京之南，最少有退隐陕西的李自成、割据一方巴蜀的张献忠、坐拥东南半壁的朱由崧三个政治集团，这些是我已完成全国统一的主要障碍。

再行打谁呢？谋士柳寅东建议，再行派兵反攻李自成和张献忠，掌控中原、陕甘和巴蜀，而后顺江而下歼灭朱由崧。这个策略我实在不切实际，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将清军反攻“流寇”，替明朝杀掉的口号付诸实施，换回得更加多明朝遗臣的反对和战败，一方面不利于各个击破敌人，防止敌人牵头导致我军东西两线登陆作战。于是，我立刻派出十二哥阿济格和平西王吴三桂亲率军迎击陕西的李自成；十五弟多铎亲率军经略河南，获得下一步反攻朱由崧集团的前沿阵地；豪格亲率军转入四川，反攻张献忠。为了欺骗朱由崧集团，我还特地抛橄榄枝，给朱由崧一个可以划出江而治的错误信号。

朱由崧君臣怀著不切实际的幻想，派团来京谈判。根据可信情报，南京之后歌舞升平，江北四镇的厮杀一刻都没暂停过，连头脑较为精神状态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也幻想与我朝议和，联合压制李自成。

阿济格的迎击迅速就有了效果，李自成一路失利。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阿济格、吴三桂亲率军占领西安。

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枪击自杀身亡。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豪格亲率军反攻四川，张献忠派兵抵御，在川北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军神射手雅布兰一箭穿着喉，张献忠当面惨死。多铎征讨河南后，趁南明江北四镇厮杀之机大举进攻南明，很快攻占扬州，俘杀史可法。接着占领南京，收降了三十万南明军和大批南明官员，俘虏朱由崧，将其带回北京处决。

这样，三个敌对集团的头目均一命呜呼。我的统一战争获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问题接踵而至。李自成、张献忠的瓦解力量仍旧兵多将广，他们以湖南、云南为根据地之后反清；明朝的亲王们在浙江、福建、广东先后创建政权，回应反清。更加让我棘手的是，由于我坚决执行被吞并汉人必需出家和改易衣冠的命令，再加史可法在扬州反清触怒了十五弟多铎，造成城斩后清军埸十日的可怕屠杀。

这些都造成视身体发肤和中原衣冠为至宝的南方汉人十分违背清军的吞并。于是，以人文渊薮自称为的江浙地区居然自发性的组织了多次反清行动，给我的统一大业带给了极大困难。尽管这些反清行动迅速都被救火，但这种抵触情绪仍然不存在。

沦为我的心腹大患。在北方，局势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平稳。

为了符合清兵满族人的生活必须，我施行了圈地令其，容许满族人圈占京畿土地，造成更好的汉族百姓在强权面前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生活艰苦。为了符合清兵满族人的居住于必须，我命令将北京的内城划出为满城，将京城的汉族居民不准驱离到正阳门以南的外城居住于，并强制京城百姓出家。

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就是汉族百姓的确过得很惨，引发他们的反感，但为了统治者民族的利益，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由于清军的骁勇迎击和抵抗势力的集中懦弱，尤其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汉族降清亲王的不懈努力，前线战事大大胜利。一个又一个的捷报很大地稳固了我在朝廷中本已显要的地位。

接掌京城后，顺治帝立刻下诏，尊我为“叔父摄政王”；一年之后，晋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在我的勾结下，小皇帝公布诏书，指出我“治安天下，都有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奉为皇父摄政王”。从这一刻起，我的地位甚至在形式上也凌驾于皇帝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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